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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汉中问题(诸葛亮的隆中对策是什么)

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《隆中对》一向被誉为“千古奇策”。“三顾茅庐”之前,刘备虽有关羽等批虎将,但征战多年,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,不得不到处漂泊,寄人篱下。“三顾茅庐”之后,由于有了《隆中对》中提出的正确战略,刘备很快取得一连串的胜利,可见,任何伟大事业的创建,必须有一个审时度势,统筹全局的战略作为指导。但是,《隆中对》提出的最终目标并没有实现。原因何在?

任何一项重大的决策,特别是一个国家的长远的战略规划,都不可能十全十美,天衣无缝。被称为“千古奇策”的“隆中对”,也是如此。人们常用“事后诸葛亮”来讽刺别人缺乏先见之明,其实,做个“事后诸葛亮”,正确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,不仅是十分有益的,而且也并不容易。

《隆中对》的汉中问题。

“隆中对”把“出于秦川”作为主要的战略方向。但是,益州和秦川之间还有一个形势险要,物产丰富的汉中盆地。汉中盆地是当时的战略要地。而“隆中对”对汉中却未予注意,这是一个不小的疏忽。只是后来法正、杨洪的建议,才帮助诸葛亮弥补了这个漏洞。

建安二十四年(公元二一九年),法正向刘备建议北争汉中。《三国志・庞统法正传》他认为汉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占据汉中后,

“广农积谷,观衅伺隙,上可以倾覆寇敌,尊奖王室,中可以蚕食雍、凉,广拓境土;下可以固守要害,为持久之计”。

刘备采纳了法正的建议,亲率大军,北争汉中。开始时进展不利,刘备“急书发兵”;但此时诸葛亮犹豫不决,于是向杨洪问计;说明直到这个时候他对汉中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。《三国志・霍王向张杨费传》记载杨洪说:

“汶中则益州咽喉,存亡之机会,若无汉中则无蜀矣,所以“男子当战,女子当运,发兵何疑”?

这才使诸葛亮认识了汉中的重要性,决定全力争取。不久,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取了汉中,成为益州的屏障。后来汉中又成为诸葛亮几次出兵北伐的前进基地。

“隆中对”的主要不足之点不是汉中问题,而是经济问题。

“隆中对”对内政、外交和军事都提出了比较明确可行的纲领,但对如何发展经济,以增强国力,则重视不够。这样就使他的政治、外交、和军事缺乏牢固的基础。

一、屯田对比

在三国中,蜀的国土约相当于魏的三分之一或昊的二分之一,而且蜀是三国中开发程度最低的地区,经济、文化都相对落后,蜀汉人口在刘备称帝时只有90万,相当于魏的五分之一多些,或是的五分之二。可见蜀汉的国力最弱。要以弱胜强,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和灵活的指挥外,关键在于发展生产,增强国力。“隆中对”没有抓住这个根本,这是其主要的不足之点。曹操善于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,早就注意电田,发展生产。在这方面,他是高出诸葛亮的。

屯田是发展农业生产,减轻人民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,在长期战乱之后,更是如此。三国屯田,以曹魏最早,规模最大,成效也最显著。曹操根据枣祗、司马懿等人的建议,大兴屯田。孙吴屯田规模也很可观,自江东到夷陵连绵数千里,都有屯国。诸葛亮对屯田重视不够,是他的一大失误。

他最后一次北伐,曾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,在渭滨大规模屯田,作为以后长久驻地。而且充分发挥他的“理民之干”,把新占区的军民关系搞得很好,百姓安堵。可惜的是,这次屯几个月后,他就病逝五丈原,兵马随之南撤,屯田也就半途而废。

2,农业生产对比

为发展农业生产,曹操还很重视兴修水利。贾逵领导修筑的贾侯渠,长达二百余里。名将夏侯惇领导修筑太寿陂时,亲自挖土。当时修筑的水利设施见于记载的,不下二十处。曹操根据卫觊的建议,以官卖食盐收入购买犁牛给关中农民,以吸引流民回乡,使关中农业生产迅速恢复。

诸葛亮治蜀,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,还派一千二百名士兵常年维护都江堰。但总的来讲,他这方面的成就比曹魏差得多。诸葛亮北伐时,汉中粮食供应不上,还要李严从遥远的大后方督运粮草。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记载:

“司马懿拒守于秦、蜀之交,诸葛屡匮而懿常裕”,

这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对照。

“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”。诸葛亮对蜀中人民却是重取轻予,先取后予,多取少予,以致搞得“益州疲弊”这是个很好的教训。

3,军队和劳动力比例对比

要北伐中原,就得维持一支较大的部队。青龙二年(公元234年)诸葛亮曾率十余万众出斜谷。同时,成都、汉中都需部队留守,川东还要有一支防吴人马。据此推算,全蜀兵力大概有15万人。后经诸葛亮、姜维长期作战的消耗,蜀亡时还有兵力10.2万人,占总人口的10.8%,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。另外,还要有一支运送粮草,支援前线的民夫。由于秦、蜀之交,山高路险,转运甚难,所需民夫相对增多。据魏延建议奇袭长安时提出需要“精兵五千,负粮五千”的推算,军人与民夫的比例大概是1:1。诸葛亮一次出兵10万多,则运送粮草的民夫当不少于8万人。官吏中也占用了一部分青壮年男子。这样,全蜀官兵、民夫、官吏中的男性青壮年三项合计,约为23-24万人左右。而男性青壮年在总人口的比例约为四分之一,即全蜀男性青壮年也不过24万人。由此可以肯定,全蜀从事生产的男性青壮年几乎为零。只靠老人和妇女劳动,怎能搞好农业生产呢?

青壮年男子都当兵或参加支援前线,也必然影响人口的发展。从刘备称帝到蜀亡的42年中,全国人只增加4万,即只增长了4.25%,这个比例当然是很低的。

相比比之下,曹魏一方则好得多。《晋书・宣帝纪》记载司马懿说:

“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,非经国远筹也。……自宜且耕且守。”

曹魏人口比蜀多近4倍,而兵员只多约一倍,所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比较充裕。但就是这样,还是认为“不耕者”太多,强调“且耕且守”,以为长久之计。

4,官吏对比

诸葛亮治蜀,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,看来颇有成效。但这主要是建立在严刑苛法的基础上,而不是丰衣足食的结果。为了推行法洽,蜀汉官吏特多。蜀亡时有官吏4万,占总人口的4.25%而吴只有官吏3.3万,占总人口1.43%。尽管诸葛亮善于法治,赏罚严明,蜀汉官吏或较廉洁,但这么多的官吏总是要人民来养活的。

蜀汉的主要官员都以北伐为头等大事,诸葛亮常年在外,统军作战。第二把手李严经常奔波于后方前线之间,为其督运粮草。最受信任的蒋琬,在后方为其“足食足兵”,意思就是征粮征兵。那么,谁来主持发展生产呢?

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,诸葛亮的“理民之干”虽优,也有其不足之处。他把经济放在政治、军事和外交之后的次要地位,缺乏长远的经济能略和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,从而使本来正确的政治、军事战略失去坚实的基础,成为空中楼阁。他搞的基本是战时经济,而战时经济是不能持久的,这不是最大的失策吗!

《隆中对》的战略步骤和失策点

要实现“隆中对”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,当然不是一朝夕所能奏效的,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内,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着重点,因而及时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,是非常必要的。刘备据蜀、汉中后,应由主要对外征战,扩大地盘,扩充兵力,转为安定内部,增强国力,以待“天下有变”再大规模出兵,北定中原。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,屯田积谷为主,辅以法治,和戎抚夷;对外应以守为主,伺机蚕食雍、凉,同时加强与孙权的联盟。在这个战略阶段,又可分为两个步骤:

第一步,首先要巩固胜利成果。

此时对曹应取守势,不再大规模征战;对孙权要加强联盟,至少也要使之中立,不能站在曹操一边。对内要消化已经取得的胜利,在争取民心的同时,争取蜀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。并通过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,团结少数民族,以贯切“隆中对”提出的“南抚夷越,西和诸戎”的民族和睦政策;而不应等到少数民族上层发动叛乱时,才发兵镇压。再搞“七擒七纵”。

在经济上,此时应以休养生息为主,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,有个喘息和恢复生产的机会。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步骤。

第二步,发展经济,培养人才,增加国力,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古往今来一切战争决定胜负的因素,除了人心向背、战争性质和指挥得当与否外,从某种意义上讲,就是拼人力,拼物力,拼消耗,小国要打败大国,弱国要打败强国,都绝非一朝一夕一谋一计就能取得成功的。越王勾践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就是一个成功的历史经验。这个经验对诸葛亮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蜀地自然条件优越,素称“天府之国”,对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十分有利。当时地广人稀,可垦荒地很多。如果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经济战略并采取必要的具体措施,生产就可以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。当地的人民生活好了,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,这样,人多、粮多、兵多良性循环,国力要比搞战时经济强得多。而诸葛亮年年出兵,战争频繁,显然不符合小国战败大国的策略。

这里还应特别提一下汉中根据地的建设问题。不仅要和用汉中山川险要的自然条件,建设成进攻退守的战斗堡垒,还要利用汉中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的有利条件,屯田积谷,就近解决军粮供应问题。这样就可不再为转运粮草而征集大量劳力,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“诸葛一生惟谨慎”,这是古今一致的评价。他对许多小事情都非常认真,甚至亲自校对书簿文件。但他对北伐这样的大事却并不完全谨慎。夷陵之败不久,就出兵南中,稍事休整,就于227年开始北伐。在未经长期的充分的准备,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大举出兵,显然带有很大的冒险成分。由于缺乏必要的粮草,以致不止一次地在对蜀有利的形势下,“粮尽退军”,前功尽弃。

重大的战略决战,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,而在具体的战斗指挥上,则必须灵活机动,出奇制胜。出奇制胜,就含有一定的冒险成分。这是用兵的要决。而诸葛亮却反其道而行之,对战略决战轻率冒险,对具体的战斗指挥,又过分小心,一点险也不敢冒,怎能不失败呢?

那么,诸葛亮为什么这祥急于北伐呢?

诸葛亮在《后出师表》中说:

“然不伐贼王业亦亡,惟型而待亡,孰与伐之。”

可见他在条件不成熟,未经充分推备就急于出兵北伐,是出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过分悲观而采取的一种冒险行动。诸葛亮又自以为

“亡身之日,则未有能蹈涉中原,抗衡北国者,是以用兵不戢,屡耀其威。”

这说明他之所以连年北伐,不是为了贯彻“隆中对”决策而采取的自觉行动,而是想为不争气的后人创造条件。在诸葛亮以前的汉武帝,诸葛亮以后的唐太宗等杰出人物,也都做过这类的蠢事。

诸葛亮北伐之所以无功,除了上述战略错误外,和蜀汉的人才危机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刘备在世时,曾从全国各地搜集大批人才。此时这些文臣武将大都死亡,所余无几,有的还被诸葛亮废弃不用。而蜀中地狭人稀,文化落后,人才自然较少,诸葛亮又不注意培养,因而后继无人,他自己不得不身兼将帅,亲自统军作战,而这又恰好“非其所长”,结果连年用兵,空耗民方,终无所获。由此可见,有了正确的战略决策,还必须注意培养大批人才,善于使用人才,才能采取正确的措施、步骤,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。

结束语:

作为长期的、全面的战略决策的“隆中对”是相当高明的,它对蜀汉的建立有着巨大的作用。“隆中对”的主要不足之点在于缺乏明确的经济战略,从而使本来正确的政治、军事和外交决策歃乏坚卖的物质基础。没有相应的人、财、物作保证,任何高明的战略决策也无从实现。诸葛亮没有集中力量,抓住经济这个根本,这是他不能取得完全成功的主要原因。